劉以鬯（口述歷史，甘玉貞執筆）

2013年3月

1948年，中國大陸陷於內戰，上海情況很不穩定。劉以鬯在該年底獨自南來香港，投靠住在灣仔的堂姊。當時《香港時報》知道劉以鬯在重慶和上海時曾擔任報章的副刊編輯，於是邀請他加入編副刊。有了工作後，他就在香港住下來，沒有再回上海。

劉以鬯在《香港時報》工作了一段時間後，《星島日報》要辦一份雜誌式的週報，就找了他加入，擔任《星島週報》執行編輯。劉以鬯編了幾期《星島週報》後，受人邀請到南洋主編《益世報》副刊，便在1952年離港到星加坡。後來，他輾轉在星加坡和馬來西亞幾份報章工作。到1957年重回香港，從此便在香港定居。

《星島週報》第一期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）

除了劉以鬯，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有大批文化人從上海南來，有些輾轉到了台灣、星馬，也有很多定居香港。劉以鬯記得，跟他同期南來香港的，有後來一起在《成報》寫稿的南宮搏，在《星島晚報》寫稿的上官牧、方龍驤、上官大夫（范基平）等，也有後來創辦龐大出版王國的羅斌。陸續南來香港的文化人，還包括劉以鬯曾替他們在上海出版書籍的徐訏、李輝英等。這些南來文化人紛紛參與香港報刊的編寫工作，有些更創立出版社，成為香港一股強大的創作和出版力量。

劉以鬯來港後，一直從事報章副刊編輯工作，同時也在各報刊寫連載小說。戰後香港的大小報刊數量很多，為了爭取讀者，紛紛刊登連載小說，以吸引讀者追看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電視還未普及，很多人每天看報，早上看一份，下班後再買一份晚報。除了看新聞，不少人為了追看報章的連載小說。當時很多南來作家為了生計，都在報刊寫流行小說。戰後初期，香港報章多流行半文言半白話的「鴛鴦蝴蝶派」小說，著名作家有怡紅生、靈霄生、王香琴等。至五十年代，大量文化人南來後，報章小說變得較多樣化，有武俠、言情、偵探、倫理、艷情、都市生活等，也出現了不少廣受歡迎的報刊作家。

劉以鬯是當時一位多產作家，全盛時期，每天為十二、三家報章和雜誌寫稿，字量超過一萬字。一些作家會用多個筆名寫作，例如擅寫「三及第」文章[1] 的三蘇，原名高德雄，筆名就有高雄、小生姓高、三蘇、許德、史得、經紀拉、石狗公、旦仃、禹伯等十多個，分別寫作不同類型的小說和雜文。劉以鬯則一直只用一個名字來寫作，只在星加坡寫短篇小說時曾用上「葛里哥」等幾個筆名。當時的報章政治立場分明，在各報刊上寫稿的也要分清左右。一些作家像三蘇，在左派和右派報章都有寫稿，因此要用多個化名，免惹麻煩。劉以鬯一來港就為《香港時報》工作，被認為屬於右派，所以左派報刊不會找他寫稿，而他也不需要用化名。

劉以鬯當年的筆耕工作很辛苦，每天要應付多份報章雜誌的稿件，除了吃飯就是寫稿，經常要寫稿至深夜。《成報》是當時流行小說讀者群較多的報章，著名作家怡紅生就在該報寫舊式「鴛鴦蝴蝶派」小說。劉以鬯長期為該報寫小說，主要寫都市職業女性、社會家庭倫理，屬於新派小說。當時《成報》的讀者多屬知識水平不高的普羅大眾，劉以鬯寫的小說也要迎合讀者的興趣，所謂「娛樂他人」的作品，不能過於着重文學性。他除了為一些大報像《華僑晚報》、《工商晚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星島晚報》寫稿，也有為一些格調較低俗的小報寫稿，像《超然報》、《越華報》等[2]。當時不少作家每天都要以高速寫作，以應付大量的供稿。有些作家的寫作方式更傳為佳話，像高雄的「車衣寫稿法」，執筆的手不動，以另一隻手拉動紙張，可加快速度和減低手部疲勞。有時連寫也來不及，就以口述。劉太太憶述，《快報》的編輯就曾追稿至最後一刻，只能打電話給高雄，聽他一邊講，一邊叫排字房立即排字。怡紅生給《紅綠日報》供稿，是用錄音的，根本不動筆。這些報章的行文可直接用廣東口語，口述也沒問題，但劉以鬯常寫稿的報刊，像《星島晚報》、《香港時報》就不能用口語，所以只能辛苦筆耕。有段時間他為了寫得快一些，打算寫民間故事，可以節省構思故事的時間，但寫了兩個故事後，主編告訴他最好還是寫香港職業女性。可見當時作者在編者和讀者心目中有一定的風格，不易改變。

除了寫稿忙碌，給報社送稿也是很麻煩的事。劉太太表示，他們要自己包一部的士，四處到不同報社送稿。有時自己忙不過來，就付錢找人送稿。一些報館會派人上門收稿，但當然是有名氣的作者才有此服務。後來有了傳真機，就不用出門送稿了，可說是寫稿人的恩物。再後來報刊轉為電腦排版，連傳真都不受歡迎，編輯要作者電郵文字檔案，可以直接排版。

那個年代的報刊連載小說數量非常龐大，如果受到讀者歡迎，有些會結集成書出版，更有不少會拍成電影。最著名的當然是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，結集後長期有大量讀者。劉以鬯也有少量在報刊連載的流行小說由出版社結集出版，但他後來都很少提起，認為是「娛樂他人」的作品，沒有保存價值。而他在寫「娛樂他人」作品之餘，也乘空隙寫一些「娛樂自己」的作品，例如1962年在《星島晚報》連載的《酒徒》，文學性較強，劉以鬯比較喜歡，第二年就交「海濱圖書公司」結集出版。不過，純文學作品或實驗性較強的小說，在當時並不受出版社歡迎，被認為是沒有市場；像1972年在《星島晚報》連載的《對倒》，劉以鬯認為寫得比《酒徒》更好，但一直沒有結集的機會。

[1] 以文言、白話、廣東口語混合寫作的文章。

[2] 劉以鬯也有為流行雜誌寫小說，像《婦女與家庭》。

（摘自《書山有路——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》）

羅琅（口述歷史，甘玉貞執筆）

2013年11月

二十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香港本土的圖書市場不大，主要分為兩類，一類是學校用書，另一類是一般民眾看的消閒書。以前很多書店和學校都開設在中環荷李活道上，這些書店多數售買學校用書和文具。五十年代初香港未有本土課程，學校用的中文書主要來自內地，沿用中華、商務出版的舊課本；英文書則主要來自英國，像牛津大學出版社、朗文出版社的書，在倫敦出版，由英國直接輸入。在學校未開課前，書店會根據學校書單到英國訂貨，由大貨輪運來香港，如來貨賣完便要補倉，所需時間很長，如加上船期有阻滯，便會缺貨。當時經常出現「炒書」現象，希望快點得到書的學生或家長，要爭相出較高價錢，搶購數量稀少的英文書。

二次戰後從英國入口的朗文教科書

荷李活道上的書店，多售賣學校用書，有些兼營印製圖書的生意，例如五桂堂書局。他們每年大約在三月至五月印製通勝[1]、日曆，然後付運到南洋，甚至美國，送抵那邊的零售商就差不多近年底了。其餘時間就印製一些消閒書，像粵劇曲冊（可以逐張買）、標點小說（一些附有斷句標點符號的舊小說），例如《羅通掃北》、《薛仁貴征東》、《西遊記》等，薄薄一本；除了少量在自己書店售賣，主要批發給夜間「擺地攤」的書販，散發到各區。這類通俗的消閒書，很少放在正式書局，多以「擺地攤」的形式售賣，地點就在人多聚集的地方，像港九新界的墟市，或海邊碼頭附近。香港中環大笪地（在荷李活道）和九龍油麻地榕樹頭（近廟街），號稱「平民夜總會」，晚上有很多人在這兩處擺賣，也有街頭表演，像唱曲、講古、武術等。羅琅五十年代開始在中環的上海書局工作。他說當時不少店舖的員工三餐一宿都在店內，店面平日做生意，晚上讓員工架牀睡覺。員工晚上收工後沒事做，便去大笪地看表演，聽人說故事，也會購買一些書籍作睡前消閒之用，像唱時代曲的、粵劇的、標點舊小說等，因為店舖內沒有娛樂，看書不會吵到其他夥計。

[1] 即講述曆法，教人趨吉避凶的「通書」。廣東人忌諱「通書」和「通輸」同音，改稱「通勝」。

通俗小說《海瑞除奸》

另一類通俗消閒書是流行小說，當時出版量最大的是環球出版社。該社負責人羅斌以前在上海出版黃色小說，有《藍皮書》、《西點》等雜誌，在1950年從上海來香港。他來港後把上海帶來的舊稿出版，復刊《藍皮書》和一些流行小說，在港九各地的地攤銷售，價錢廉宜，銷量也不錯。這些流行小說叫「三毫子小說」，內容都是情情愛愛之類，迎合大眾讀者口味。

環球出版社的三毫子小說
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
香港文學特藏）

荷李活道一帶，石板街附近也有另一類書店，是專門買賣舊書的。當時有些家庭是書香世代，上一代人有大量藏書，但受西方教育的下一代認為沒用，便以低價賣給舊書店。舊書店的人知道哪些書可以賣好價錢，若遇到有價值的套裝典籍，像一整套《二十四史》，利潤便很可觀。
當時中上環一帶還有不少書店售賣中國內地的書籍，以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規模較大。商務印書館的門市在中環皇后大道中近昭隆街，中華書局門市就在對面的陸佑行，面積很大。隔巷一幢舊樓的二樓就是三聯書店，面積很小，新民主出版社門市就在三聯對面，也是二樓。這些書店的門市都不是自己物業，所以後來都要搬遷。三聯書店遷到上環，中華書局則遷到了九龍油麻地。

（摘自《書山有路——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》）

蕭滋（口述歷史，甘玉貞執筆）

2013年11月

中國在抗日戰爭結束後隨即陷入內戰，1947年左右，大量進步文化人士紛紛遷至香港，一些設在上海的文化機構也被迫南遷香港。新中國成立前，香港有兩家直接由進步文化人士經營的出版機構，一是創立於1946年的新民主出版社，另一是在1948年由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家從上海遷港書店合併而成的三聯書店。新中國成立前後，這兩家出版機構的負責人都相繼北上，參與國家的建設。三聯書店編輯部人員都去了北京和上海，部分發行人員則去廣州設立廣州三聯書店，只留下以藍真為首的少數年輕員工留守香港，專注處理發行和銷售。新民主出版社的工作人員，原屬編輯部的成為廣東人民出版社的班底，原屬發行部的就成為新華書店的班底。蕭滋猜想，當時有種觀念，認為香港的機構不必自己搞出版，只要在內地出版書籍後運來香港發售就可以了。

三聯書店門市當時在皇后大道中54號二樓，德忌笠街與石板街之間，鄰近連卡佛大廈，而新民主出版社的門市就在三聯書店對面一家店舖的二樓，由利源東街橫門進出。後來三聯書店搬到威靈頓街8號，新民主出版社搬到皇后大道中175號。蕭滋在1951年11月來港加入新民主出版社的時候，原負責人吳仲已去了廣州，當時由李克任經理，黃毅任總務股長，算是第二把手，相當於副經理，其他股長就相當於主任。蕭滋到港不久，李克又被調回內地，改派陳祖霖來港主持。至於三聯書店，就一直由藍真主持。蕭滋記得自己從廣州來港時，是由藍真從廣州一路陪他到深圳過羅湖橋的。到1953年，國際書店再派一位也懂粵語的鄭康伯來港加强該部門的工作，又因新民主本身的發行業務需要，抽調蕭滋主持發行工作，於是進口工作統歸鄭康伯負責。

位於皇后大道中175號的新民主出版社

位於皇后大道中54號二樓的三聯書店，當時三聯書店剛合併，全稱為生活・讀書・新知香港聯合發行所

四十年代的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是私營機構，甚至有國民黨官僚資本[1]。自國民黨遷台灣，新中國成立後，在香港的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就脫離國民黨，變為新民主、三聯的友好機構，但沒有直接工作關係。當時三聯和新民主也沒有領導和被領導關係，大家獨立經營。

到1958年，中央出版系統派唐澤霖來香港[2]，以商務印書館總稽核的名義，實際是統管在港中資出版機構，包括三聯、中華、商務和新民主。唐澤霖來港以後大展宏圖，先後成立和平書店、集古齋、新雅七彩畫片公司、萬里書店、利源書報社、百利唱片公司等。後來又從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地調派更多人員進駐香港，加強業務。

蕭滋在1958年被調到新成立的和平書店。那是北京的國際書店主導開設的，表面上是為了加强外文書刊的發行，實際上是為了在國際上反帝、反霸、反修而設。當時中蘇關係開始緊張，內地除了要對抗美國的「帝國主義」，還要批判蘇聯的「修正主義」。那時由國際書店出口的書刊經常在國外收不到，便先運來香港，再以香港郵件名義轉發出去。和平書店主要轉口政治書刊到國外，常不惜工本用空郵轉運，以節省時間。這些書刊以多種語言出版，包括英語、法語、德語等。

（摘自《書山有路——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》）

[1] 曾任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是中華書局股東之一。
[2] 根據王仿子所言，唐澤霖早在戰時已來港，「抗戰結束，新知書店遷回上海後，於1946年底派唐澤霖到港建立南洋書店。」而且以商人身份來回於香港、台灣、星馬及東南亞地區。
album-art
00:00

藍真（口述歷史，甘玉貞執筆）

2013年1月

在上世紀四、五十年代，香港書店或出版社分為四大類。

第一類是香港本土書店。這類書店集中在中環荷里活道，以售賣教科書、學生詞典、文具、實用書（例如「通勝[1]」）為主。其中以世界書局規模最大，還有民生書局、五桂堂書局、永經堂書局、四海書局、大東書局等；他們售賣的教科書有中文的，也有英文的。另外有專門售賣外國入口英文書的香港圖書公司（Hong Kong Book Centre）。有一些本土書店自行印製書籍和翻印英文教科書，翻印工作多數在澳門進行。除了上述較大的字號，香港還有很多小型書店，只售賣書籍和文具，沒有自行印書。

第二類是從內地（主要是上海）遷來的書店和出版社，包括早在1914年已來港的商務印書館和1927年來港的中華書局，以印刷和售賣內地中文教科書為主。其他在戰後因政治局勢動蕩而來港的還有百新書店、大光書局、勵力出版社、上海印書局、生活書店、讀書出版社、新知書店等。他們的規模跟本土書店不同，有編輯出版的能力。

[1] 即講述曆法，教人趨吉避凶的「通書」。

五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在中環的門市

五十年代中華書局在皇后大道中的門市

第三類是因應政治形勢而在港開設的書店或出版社。這類機構在中國解放前後開設，分為兩個陣營。其一主要有新民主出版社和三聯書店，以及其參與策劃或協助開設的機構，包括人間書屋、南方書店、學生書店、前進書店、正報社、初步書局、求知書店等，通稱為「進步書店」。另一陣營有代表國民黨正中書局的集成圖書公司，以及亞洲出版社、獨立出版社、友聯出版社等。他們多數受國民黨或美國支持，像友聯出版社就是由美國新聞處出資。

第四類是華僑所辦的出版機構，包括上海書局和世界出版社（前身是正興圖書公司）。他們的創辦人是東南亞華僑，戰前來往上海經辦雜貨和書籍到東南亞，因政治形勢轉變，便改在香港開設辦莊，後來發展為書店和出版社。這兩家出版機構曾出版大量教科書和參考書，供應東南亞各國，像上海書局在1948年已組織學者編寫各類中文教科書。他們對推動東南亞的中國文化有很大貢獻。

（摘自《書山有路——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》）

羅琅（口述歷史，甘玉貞執筆）

2013年11月

二次世界大戰前，香港是個轉口港，很多行業都與東南亞國家有貿易往來，圖書業也不例外。當時南洋一帶的社會發展仍相對落後，並沒有自己的圖書出版業。華僑要讀書，用的中文課本都是中國內地書局供應的，最大幾家供應商包括：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、大東書局、世界書局、開明書店，主要供應華僑學校的課本。

早期教材《中華初等珠算教科書》

新加坡在十九世紀已是英國殖民地（從前叫星洲），有很多華僑居住，背景跟香港相似。一些華僑在新加坡開設書局，從事圖書進口的生意，供應每年春秋兩季的課本和雜書，做得較成功的有上海書局和世界書局。上海書局的創辦人陳岳書和王叔暘是親戚（陳岳書是王叔暘的妹夫），他倆本來都在上海一家實業公司工作。陳岳書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被派到南洋一帶推銷國貨，在泰國、新加坡、馬來亞、砂朥越、印尼等地接訂單，然後到內地主要是上海等地辦貨。後來陳岳書還在新加坡開設僑興國貨公司，售賣從上海辦來的貨品，包括零沽和批發。他本來並不賣書，只是賣日用百貨，不過因為每次往來買賣要在船上待很長日子，為了消磨時間，他在上海購買一批書刊，供船上消閒之用。到星馬地區後，當地人看見他辦回來的貨有書刊，便跟他購買。他看見有利可圖，就跟留在上海的王叔暘合作，開設上海書局，做圖書雜誌門市生意，並供應學校課本。另一所由新加坡華僑開設的世界書局，背景也差不多，創辦人周星衢同樣是從上海辦貨到南洋一帶，然後在新加坡創立書局，販賣內地的圖書課本。

當時南洋的零售書店知道學校要用什麼書，就派人到上海或香港採購，靠大洋船把書刊運到南洋一帶。貨船由上海駛往新加坡、馬來亞、泰國等地，起碼要兩個月才可到達。學校開學以後，如果來貨賣完，要補倉便需等一段長時間，所以課本經常缺貨。當時主要出版課本的有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。他們的出版社原本設在上海，因為銷往東南亞一帶的圖書數量很大，貨運路程太遙遠，於是在香港開設印刷廠，把圖書紙型運來香港印刷。接到南洋的訂單，在香港印好書後便可直接付運到南洋各地，節省一段貨運路程。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商務印書館在北角有很大的印刷廠，位於現在華豐國貨和新光戲院的位置，附近的一條街也因此命名為「書局街」，工廠後面大片土地當時還是海灘。中華書局也在香港設有很大的印刷廠，位置在九龍土瓜灣，以前廠房旁邊就是海，對出是海心廟，後來部分地皮建成員工宿舍，就是現在馬坑涌道中華大廈。這兩家印刷廠規模很大，除了印刷書籍以外，中華書局還印刷國民黨的鈔票。兩家工廠還有工會組織，有任何紛爭都由工會為工人出頭。除了這兩家大型書局之外，另一家規模較大的大東書局，雖然在香港沒有設立印刷廠，但在西環買了一個大倉庫，把內地出版社印好的書籍，大批存放在倉庫內，方便南洋訂貨時可直接付運。

位於北角的商務印書館香港分廠

中華書局土瓜灣印刷廠

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，由於政策有所改變，出版社認為以前所編的書籍不合用，便不再印刷供應，導至香港的中華、商務兩間大印刷廠也沒書可印。有一段長時間，商務印書館改印美國香煙盒，中華書局也改印其他東西，包括外國書籍。當時香港和南洋一帶並未有本地課程，仍在使用以前國民黨時代的課本，但大陸沒有來貨，書局也沒書可賣。一些業內人士有見及此，便到澳門買入翻版舊書和課本，運來香港繼續供應市場。

（摘自《書山有路——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》）

沈維賢（口述歷史，甘玉貞執筆）

2012年11月

朗文出版社在1958年進駐香港，沈維賢（Willie Shen）在1959年便進入該公司工作，直至2000年退休，見證了外資出版社從來港到壯大的過程。
朗文初來港時，只做少量英語課本批發，主要是做印製外國教科書的工作，包括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新畿內亞、斐濟、中東，甚至非洲地區的英文教科書。沈維賢記得當時有一本由Allen編寫名為Living English Structure for School的書，一版可印刷50萬本，據他了解是由聯合國撥出援助基金，再揀選出版社製作教科書送給第三世界國家。還有由Gatenby編寫的一套Direct Method English Course，簡稱DMEC，每次印刷各級的書都有18至25萬本。

供應東南亞、非洲、加拿大等地的Direct Method English Course，版權頁顯示該書在香港印刷，承印者是Hong Kong Printing Press Ltd

沈維賢對印數記得那麼清楚，是因為當時香港沒有地方可以買到這麽大量的紙張，也沒有紙質好的紙，所有優質紙都是從日本引入（當時日本出產了粉紙，印製彩色印刷品可更完美）。朗文的課本印數這麼多，每次買紙的數量多達數百噸，都是由他向代理商從日本進口。五十年代香港沒甚麼地方印製西式書，西式書的格式與中式書不同，翻頁方式也不一樣。沈維賢最初去香港的工廠看怎樣印製書本也嚇了一跳，沒有摺書機、釘書機，全部以人手摺書和釘裝。整班工人坐在幾張大枱旁，用竹篾來摺書，也沒有合成膠，只用漿糊黏合封面，書脊往往皺起。可以想像，這種生產模式怎可應付龐大的印數？為了吸引像朗文這樣大的外國客戶，一些印刷廠開始添置機器，生產模式也隨之改變。

沈維賢還記得第一家替朗文印書的，是位於觀塘的香港印字館 （Hong Kong Printing Press），由西維亞（Xavier）家族主理。後來朗文要做硬皮32開本的書，香港沒有人懂得做，他們找到了大陸印務有限公司（Continental Printing Company），老闆是曾其染、曾其樂兄弟，他們願意投資，購入半自動化的硬皮裝釘機。其後還有半島印刷有限公司(Peninsula Printing Press)，是西維亞家族一位弟弟開辦的。這些大廠生產力很強，可以印製很大量的書籍。沈維賢說，香港能做硬皮書要多謝曾氏兄弟首先引入半自動摺書機，後來二天堂[1]、南華印刷廠（South China Printing）相繼跟隨。其後更有日本的大日本印刷和凸版印刷加入香港市場。當時朗文的主席很有眼光，把印刷基地放在香港。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，朗文是香港印刷廠的大客戶。香港的印刷業在那個年代迅速發展，逐漸成為世界有名的印刷中心，朗文應記一功。沈維賢說香港印刷廠有一個很壞又很好的習慣，就是把印刷機開足二十四小時，一方面增加了生產力，另一方面機器很快殘舊損壞，要換新機。同一種機器，在外國每天只開機八小時，用上十幾年也不會損壞，而在香港可能每三年就要更換。因此，香港印刷廠所用設備都是最新最先進的，外國同業看到都自歎不如。

香港朗文一直維持龐大的製作印刷中心，印製供應世界各地的教科書。沈維賢在2000年退休離開時，辦公室有三萬二千呎，貨倉有六七萬呎，還不夠用；如果只做出版，就不需要這麼大的地方。今天朗文在香港所印書籍的供應地，已從東南亞和第三世界地區，轉變為先進國家如澳洲、美國、英國、日本等。書籍的實際印刷地，也從香港轉到了中國內地，不過發印中心和承接印刷業務的公司仍然是在香港，因為香港是國際都市，合約的法律保障讓外國客戶較有信心。今天的書籍都以電子排版，電子檔案以網絡傳輸便可，要發到其他國家印製都很方便。沈維賢說，當年他做製作時很辛苦，在外地排字、曬版，然後把電版從英國以船運到香港，重達數千磅，單是搬運、儲存已費不少人力物力。

（摘自《書山有路——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》）

[1] 二天堂印務有限公司，由韋基澤開辦，本來是只印刷家族二天堂藥廠的各種包裝和宣傳品，後來擴大印刷業務，更創辦香港第一份彩色報紙《天天日報》。